走出城步,要走多久,走多远 ——写给在外的城步人,也写给散在各地的邵阳老乡

走出城步,要走多久,走多远 ——写给在外的城步人,也写给散在各地的邵阳老乡

走出城步要走多久、走多远?在外被问起,我总答不上来。后来想明白,答案不在地图上,在两样东西之间:一张课桌,一张车票。

乡里的日子原先是慢的。屋后一整坡竹林,风一过就响成一片;木屋檐下堆着柴,院前那块水泥地晒得发白,溪水一天到晚没断过。清早有人下地,晌午有人在河边洗碗,天黑得比城里早,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也没几盏。那时候不觉得这叫好,只觉得日子长得没有尽头。人还没离开过,也就不会想家。

要到读高中,日子才忽然有了方向。城步二中就办在村子里,教学楼旧,走廊上常年晾着衣服;城步一中在县城,门面也不阔气。晚自习的灯比家里的亮,卷子一张接一张,冬天教室冷,写完一页要搓一搓手。没人讲什么前程,只晓得想出去,最实在的一条路就是考出去。那些年我们把"离开"两个字,悄悄写在作文纸的背面。

后来听说,一中这些年考出去的大学生有六千三百多个。这数字被提起时,我想的从来不是升学率,是那盏晚自习的灯——山里的孩子大概很早就明白,有些话说不出口,写下来要容易些。

通知书来的那天,家里没摆酒。母亲把它折好,又打开看了两遍,说,这下要走远了。当时听着像句恭喜,很多年后才听出别的意思。考学是最体面的一种离开:有去处,有日子,有理由。不像后来一次次走,都只是因为该走了。

真走那天是在汽车站。城步人分得清南站和北站,第一次出门的尤其记得牢:柴油味,编织袋,车门口挤着人,黄泥地被踩得发亮。手里那张票攥得发软,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山还在原地。车开出去,窗外的山一点点矮下去、平下去,最后换成楼;天黑透,人就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会儿以为,走出城步就是这一趟车的事。

后来才知道,一天只是脚程。真要走的是往后那些年:把一口乡音往回收,把随口那句家常换成客气话,把对节气的敏感藏进手机日历,把想家压成一年几回。电话那头说屋里都好,这头说在外头也好,两边都清楚话没说全,两边都不往下问。

走得再远,话题也绕得回来。到了外地,老乡相聚,一桌乡音,聊着聊着还是那扇校门;末了总有人问一句:一中的校友,如今都在哪里?

这些年也常回去。每次回到老家,都觉得那里才是我疲惫生活里的解药——不用撑着,不用解释,竹林一响,人就松下来。

只是松下来之后,才慢慢明白另一件事:回来的从来只是我,不是那年。老屋还在,晚自习的灯早换了;学校还在,坐在里面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班车还是绿的,站台上再没有那个攥着票、回头看山的少年。父母老了,同窗散了,能跟你一起说起"哪年冬天特别冷"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地方一直在原地,回不去的是当年那个还不需要解药的自己。

所以走出城步要走多久、走多远,我至今答不好。

课桌到车站,隔着一场考试;车站到今天,隔着半辈子。距离能丈量,回去不能。

能做的,大概只剩两件:很累的时候,允许自己想一想屋后那片竹林;遇见老乡,问一句——你第一次走,是从南站,还是北站?

我是邵阳人,做湘识的主理人。上面这些,是这些年在外的城步老乡一遍遍讲给我听的;讲到后来,我自己也分不清哪一句是他们说的,哪一句是我替他们记下来的。

这趟能成行,起头不在我,在北京邵阳商会组织的"月月展"上。商会想把家乡的东西一样样摆到在外的邵阳人面前,这一回摆到眼前的是城步;从活动的策划到组织,行程怎么排、请哪些人、把县里和企业接到一张桌上,都是商会一处处落实下来的。城步老乡群的银亚平会长在中间来回协调:北京这头的人、县里那头的事、山里哪几家企业,前后都得对得上,散着的线头,是她一趟趟拢到一处的。

她不像在办一场活动,倒像在替自家张罗一桌饭。说起城步,不像在介绍一个县,是讲自己家里的事。后来我慢慢明白,她一趟趟地跑,要的不是把活动办得体面,是让这地方被人记着、被人惦着——这份心思,跟老乡们一遍遍讲给我听的那些话,其实是同一件事。有这份心在,我们这些拿镜头的人,才有了往山里去的由头。

十月末,城步苗族自治县成立七十周年,我去了一趟。傍晚进县城,灯笼从儒林老街一路挂到河边,有人在搭台子,钢管敲得叮当响,几个穿苗服的姑娘站在路边对词。庆祝大会那天,县民族文化体育中心坐得满满的,中央民族歌舞团来慰问演出,唱到《我的城步我的家》,台下好多人跟着唱。后来听苗家阿哥阿妹对山歌,一片木叶含在嘴里就能吹成调子,跟山里的鸟叫也能对上。

我不是城步人,站在人群里却有点眼热。台下跟着唱的人里,不知有多少是当年从南站、北站走出去,又特意赶回来的。同行一位在广东打拼几十年的老会长,站在从前上过班的老楼门口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转过身眼睛是红的。那一刻我才懂前面那句"解药":一个地方值不值得让人回来,不靠风景,靠的是这群人把日子过得很认真,也过得很温情。

那七天我们白天拍,晚上播,信号时好时坏,一场下来嗓子是哑的。四场直播架在四个地方:汀坪乡的红薯地、南山牧业厂区门口那排大奶罐前、雨后的竹林,还有县城十几公里外山坳里的蜂灵谷。对应四样东西:红薯、牛奶、笋、蜂蜜。

起初我以为,我们是去帮老乡卖货的。七天以后才明白不是——四样东西背后,站着四个"回来的人"。

刘星是汀坪乡人,1992 年生的苗族姑娘,乡亲都叫她红薯妹。十年前她从广东回来,看不得红薯叶烂在地里,就为一句"可惜"留下了。如今跟着她种的三四百户,她给保种苗、保技术、保收购,保底价收,让老乡敢种;红薯干晒足太阳,零化学添加,不是烘出来的。她走出去过,才更清楚留在山里要把日子过成什么样。

姚慧是南山牧业的董事长,2012 年底从北京回到城步,第二年接手了原来那家奶厂。南山的黑麦草和生鲜乳都拿了国家有机认证,是湖南唯一一家通过有机奶源认证的乳企。这三年收老乡的鲜奶,价格比全国市场均价高三成,不压价,不限收。他说得最实在的一句是:好奶源必须配好加工,才不辜负这片草。别人往外走,他往回走。

杨盛谈 2008 年回乡,做笋快二十年,一万多亩有机笋基地,从水煮笋、清水笋做到休闲笋,三十多个品种。我问他最难的是什么,他说不是卖,是采——采早了不成,采晚了老,所以他把标准一户一户教过去,标准化采笋率做到九成以上。那根笋我在县城小馆子吃过,清炒,只放油和盐,脆、甜,嚼完嘴里是清的。

段才太学过医、做过餐饮,2012 年从深圳回来养蜂,起步只有 8 箱本地土蜂,第一年被蜇得满脸是包。如今城步全县中华土蜂接近 3 万群,他带动一千多户蜂农。他卷起袖子给我看,手臂上旧痕叠着新痕,自己倒笑了,说这是养蜂人的勋章。蜂灵谷路口立着块牌子: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会等。他倒的那杯蜂蜜水,先是花香,然后是山泉那种凉。

所以我们在镜头前说的,从来不只是这四样东西好不好吃。山给它底子,水给它味道,人给它良心——城步最好的东西不是做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可长出来的东西,不会自己走到千里之外。

做这几场直播,是想把断掉的那条线接上:一头是还在山里认真过日子的人,一头是当年从南站、北站走出去、如今在各地加班的人。你下一单,那三四百农户、那一千多户蜂农就敢接着种、接着养;你尝到那口甜,也就有了个由头,给家里打个电话。四个人当年都走出去过,又都回来了。我们没法替谁回去,至少能让他们的东西,替他们走到你面前。

这次去城步,好几个人跟我提到了长安营的古村寨,和五团镇的原生态山歌,银会长特别提到了长安营大寨村的清晨。她告诉我,当大寨村晨光初破层峦,薄雾轻笼,几缕袅袅炊烟从木屋烟囱缓缓升腾,清冽溪流绕村流淌,碧水澄澈见底,潺潺的水声犹如美妙的音乐,合着清新的空气和山里的鸟语花香,浸人心脾……她说,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就置身于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很遗憾,这次由于时间关系,我没能走进城步那些大大小小的古村寨,没能去五团镇听原生态的山歌,但这草在我心里种下了。等明年春暖花开时,我一定要再次走进城步,去探寻那些百年古寨,去倾听五团的原生态山歌。

往后【湘识视频号】的直播还会接着做,话题也没变:你第一次走出城步,是从南站,还是北站?

这趟走下来,有两份心意我一直记着:北京邵阳商会把"月月展"的策划和组织担了下来,银亚平会长在中间一趟趟地协调,我们那七天才能安心把镜头架稳、把四样东西一样样讲给屏幕那头的人听。说到底,那条线不是我先接上的——他们早把一头递到了山里,我只是把另一头递到屏幕前。这份情,湘识记着,也借这篇文字,向商会、向银亚平会长说一声谢谢。

我做【湘识视频号】,初心说起来也简单:把湖南的好东西端到镜头前,让外面的人也看看;让散在各地的老乡顺着乡音认出彼此;谁正熬着、撑着,就进来坐一会儿,不用解释,听两句家乡话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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