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人|黄淦波：初心不变绿色永恒

2026年10月13日 17:24:05

采写|杨梓跃图|观音山

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董事长黄淦波

从东莞市区往东南方向车行约四十公里，樟木头镇的群山便在珠三角连片的厂房与灯火之间铺展而来。这里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腹地，流水线日夜不息，城市的天际线一年一个模样。然而，只要拐进那座飞檐翘角的山门，都市的喧嚣就被满目的苍翠轻轻挡在身后——近万亩核心园区的次生林随山势起伏，空气里是草木与泥土的清润，鸟鸣从幽深的林梢跌落，又被山风送向远方。

这座山，叫观音山。

二十七年前，它还是一座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荒山，杂草丛生，红壤裸露，稀疏的小树在水土流失的坡地上勉强扎根。二十七年后，它成为全国首家由民营企业参与保护、开发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东莞的“城市绿肺”和粤港澳大湾区难得的生态屏障，而且名誉全国。

把荒山守成青山的人，叫黄淦波。从三十七岁到六十四岁，他把人生最宝贵的二十七载交给了这片山林——种树、护林、防火、守土、兴文，青丝熬成了白发，初心却分毫未改。“一座城市不只需要高楼大厦，更需要守护好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用半生光阴一寸寸写下的答卷。

今天，当人们站在海拔488米的观音广场，仰望那尊三十三米高、世界最大的花岗岩石雕观音圣像慈目低垂，俯瞰群山如浪、城郭如烟，或许更能读懂一个追梦者的执着：绿水青山从来不是一句轻巧的口号，而是一个人、一群人，用过万个日夜守出来的江山。

临危受命：一座荒山与一个青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莞，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潮头。地处穗深港经济走廊的几何中心，外资大量涌入，工厂林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几乎人人都在谈项目、谈订单、谈赚钱。樟木头镇因为紧邻香港、交通便利，吸引了大批港商前来投资，房地产业率先崛起，一座座加工工厂随后拔地而起。

观音山就坐落在樟木头镇石新村。相传这里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初入中土时首处停留之所，山顶的观音古寺始建于盛唐，古寺因有观音菩萨幻化三十六法身之说，千百年来青灯不熄、香火不断，可惜后来毁于战乱，踪迹全无。到了九十年代，留给石新村集体的，只是一片维护成本高、收益却极低的山林。

1996年前后，时任石新村党支部书记蔡伟友等人决定，把村附近的四座山连片开发成旅游项目。村里自筹资金，先后投入一千七百多万元，修通了基本道路，建起了观音像底座。然而两年多过去，村集体的资金渐渐见底，各项审批手续又迟迟看不到希望，工程难以为继，村民意见很大，村民和村干部严重对立,不可调和，这片山，成了镇里甩不掉的“包袱”。

走投无路之际，村委会想到了一个人——黄淦波。

黄淦波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1962年4月出生。1992年，正值风华正茂的他，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意外的决定：从东莞市乡镇企业管理局这个令人羡慕的单位辞职，拿着家里仅有的几万元积蓄“下海”。凭着一股冲劲和过人的精明，短短几年，他就把一家小公司经营成拥有良好信誉的企业，1994年起担任东莞樟木头镇消防安装公司等几家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

村委领导几次三番找上门，希望他能接手观音山，投资旅游。接，还是不接？黄淦波心里十分矛盾。

“当年，我身边的人都忙着建工厂、做产品，我却要接下观音山这个‘烫手山芋’，保护开发这片山林。别说很多熟识我的人不理解，我自己也很忐忑。”多年以后，黄淦波这样回忆。家人和同事更是极力反对——放着顺风顺水、利润丰厚的生意不做，偏偏要往荒山野岭里砸钱，图什么？

那几个夜晚，黄淦波辗转难眠。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青年时便与佛结缘；他又是个读了一肚子书的文化人，酷爱读书、藏书，涉猎儒释道诸子百家。他在心里反复掂量：东莞不缺工厂、不缺产品、不缺项目，唯独缺一片绿色的生态空间和干净的修炼之地。这样造福后代的事，总得有人去做。

“书读多了以后，我就想，人生几十年，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做一两件对后代有益的事。”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当年的选择。

1999年11月，黄淦波终于下定决心，与石新村村委会签订了《东莞观音山森林公园联合开发合同书》，承包期限为五十年。合同约定：黄淦波投入资金，获得公园的经营权和管护权，利用集体土地联合石新村发展生态旅游。合同还明确确立了“保护优先、适度开发、长久建设”的原则，要求对古树名木建档立册，对珍禽异兽栖息地设立特别保护区，对水源地圈定保护范围。

这份泛黄的合同，如今陈列在广东观音山发展历程展馆里，成为一段传奇的起点。签字落笔的那一刻，黄淦波或许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接下的不只是一座山，更是一份要用后半生去兑现的承诺。

拓荒岁月：路不通、电话不通的日子

真正上了山，黄淦波才知道“烫手山芋”四个字有多重。

九十年代末的观音山，说是荒山并不为过。园区山体满目疮痍，水土流失频发，原生植被退化严重，森林覆盖率不足六成，造林的成活率和保存率也只有六成上下。一到雨季，裸露的山坡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沟壑；进山没有像样的路，通信也不畅，人在山里，仿佛与世隔绝。

“最开始我们创建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大家都忙着建工厂赚大钱，你带着一帮人跑到荒山野岭里去，电话也不通，道路也不通，想去干什么呢？大家都在赚钱，你跑去说要保护森林，谁都不理解。”黄淦波说。

但他认准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2000年12月，东莞市政府正式下达文件，批复在全市建立十六个森林公园，观音山森林公园名列其中。2001年，黄淦波专门成立广东观音山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配合公园的发展经营。一支拓荒队伍，就这样开进了大山。

最初的日子是苦的。路不完善，就一锹一镐地修；没有水，就顺着山势引；没有电，施工机械上不去，许多活儿全靠肩挑手扛。黄淦波和工人们一起，带着干粮上山，渴了喝山泉水，累了在树荫下歇脚，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

“我们最初三年没有把精力放在旅游收入上，全部精力都用在封山育林、水土保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展馆解说员的介绍，还原了那段沉默的拓荒岁月。三年里，黄淦波做的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封山、育林、保水、修路，件件投入巨大，却看不到即时的回报。

山上最引人注目的工程，是观音圣像。其实，这尊圣像早在1997年9月就由村里动工兴建，黄淦波接手后接续推进。工程选用福建莆田极具灵气的优质花岗岩，由国家一级雕塑师陈宝如设计，全部采用人工雕凿。石料每块重达半吨到八吨不等，工匠们在山顶一拼装就是数年。

2001年4月，观音广场完工；6月，主体高三十三米、横截面宽十点六米、重达三千三百多吨、由九百九十九块花岗岩拼装而成的观音圣像终于完工。圣像端坐须弥莲座之上，头戴宝冠，身着天衣，肩披帔帛，胸饰璎珞，左手持净瓶，右手结无畏金刚印，形神兼备，雍容典雅，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花岗岩石雕观音造像。

2001年农历九月十九日，获省相关部门的批准，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数万名香客的见证下，观音圣像开光暨观音寺奠基仪式隆重举行。香烟袅袅，梵呗声声，沉睡多年的荒山，终于有了自己的精神坐标。

山间的许多景致，也在建设中一一苏醒。仙泉水库静卧于观音山与笔架山交汇的幽谷，水质清冽；仙泉瀑布自六十多米高的崖壁倾泻而下，飞珠溅玉。感恩湖的名字，连着一个动人的民间传说：相传古时山下有位叫阿牛的孝子，一日熬药时不慎失火，眼看山火就要吞噬茫茫林海，危急时刻天降甘霖，火灭了，阿牛却不知所踪，村民便在茅屋原址盖起寺庙，把寺前的小潭唤作感恩湖。黄淦波珍视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在他看来，山水有了人情与传说，才有了温润的根脉。

路，一点点的完善；绿，一点点在坡上铺展。那些路不通、电话不通的日子，后来都化作了山林间最扎实的年轮。黄淦波常说，辛苦在前人，辛苦在开拓者；可三十年、五十年、三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这里会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域和文化名山。“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非常重大。”

生态立园：把保护刻进大山的肌理

在黄淦波的心里，观音山的根，从来不是旅游，而是生态。

“秀美的生态环境是大自然赋予观音山的灵魂，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是他反复叮嘱员工的话。从签约接管这片山林起，他便锚定“生态立园”的根本方向，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森林安全、生态系统完整性摆在发展的最前面。

接手之初，黄淦波就与团队定下几条铁律：严禁乱砍滥伐，严禁非法捕猎，严禁破坏水源；对古树名木建档立册，对珍禽异兽栖息地设立特别保护区，对核心水源地圈定保护范围。他立下誓言：绝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短期利益。

保护不能凭一腔热情，更要尊重自然、科学规划。早在2001年，在专家们的指导下，黄淦波就带领团队对十八平方公里的山林资源进行科学勘查，根据山体走势和植被生长环境，划定重点保护区、生态核心区和适度开发区三大区域，实行分级保护——核心区严禁任何开发活动，仅用于生态监测与科研；缓冲区限制人为干预，重点开展生态修复；适度开发区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合理布局旅游设施，确保开发与保护并行不悖。

“先保护后开发，边开发边保护。”这是黄淦波为观音山定下的开发哲学。规划团队聘请多位生态学专家，对山体植被、水系分布、生物多样性详细勘查，制定出分阶段、分区域的渐进式方案，与当时常见的“先开发后保护”模式截然不同。

护山先护绿，植树造林是基础。二十七年间，黄淦波带领观音山人累计种植各类树木逾五十万棵。从最初单一稀疏的树种，到如今形成以阔叶树为主、针叶树为辅，乔、灌、草、藤多层次搭配的复合型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从接手时的不足六成，一路提升到如今的百分之九十二以上。一组对比数据格外醒目：1999年，观音山森林覆盖率不足百分之六十，到2005年已提升至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水土流失面积从最初的约百分之七十，减少到不足百分之十。

对名贵、古老树木，黄淦波格外珍视。园方为每一棵名贵树木挂上科普牌、登记造册，每年定期派专人开展松材线虫病、白蚁等病虫害防治。园内还建起苏铁蕨、白桂木等濒危植物保护园区，粘木、白桂木、苏铁蕨、土沉香、金茶花、野茶树、野生龙眼等珍稀植物在此安家。即便开发一条小路，也要反复斟酌，不仅避开存活多年的古树、老树，甚至尽量避开树木密集的地方，生怕惊扰了这片森林的自然生长。

生态保护是一场持久战，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据公园管委会负责人介绍，公司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林地养护与改造、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保护，以及对山体滑坡隐患区域进行土质改良、补植复绿，投入额度从早年间的每年约二百万元，增加到近年来的每年约一千万元，至今改造过的林地面积已超过一千亩。

日积月累，良性循环渐渐形成——生态保护好了，景观价值提升了，游客多了，旅游收入又被持续反哺到山林管护和生态修复中。“生态保护—旅游开发—收益反哺保护”，这条被黄淦波走通的路子，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最生动的注脚。

镇馆之宝：古树博物馆里的时间密码

在观音山众多的生态实践中，有一处地方格外特别——它收藏的不是奇珍异宝，而是时间本身。

2002年，黄淦波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合作，由李平日教授指导，兴建一座古树博物馆。2003年1月11日，观音山古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国内首家、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座古树博物馆。

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博物馆？黄淦波有自己的深意。那些在全国各地出土的古树，大多生长在数百到数千年以前，树干里封存着当年的环境、气候等珍贵信息，是科学家研究古环境、古气候难得的“活档案”。把它们保护好、研究好、展示出来，既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公众最好的生态教育。

走进古树博物馆，仿佛走进一条幽深的时间长廊。六十余棵具有研究和观赏价值的古树静卧其间，从黄帝时代到民国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的珍稀古树几乎都有收藏。时光的刻刀，把这些高贵的古树雕塑成神奇的艺术品：躯干霜皮龙鳞，肌理交错纵横；横截面上斑驳的年轮，一圈圈轮回着日月星辰，见证着沧海桑田。

馆内的“镇馆之宝”，是一棵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古树。旁边的说明牌上，清晰标注着它的编号、树种与年代。四千五百年，那是传说中炎黄时代的遥远岁月，而它竟以这样的方式与今人相遇。一棵古树，就是一部摊开的气候史；一圈年轮，就是一年风雨的记录。

博物馆以研究、观赏为目的，常年免费向游人开放。依托每年的植树节、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以及学校寒暑假，园方组织大批游客和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开展植树、认养树木、科普讲座、研学旅行等活动。孩子们睁大好奇的眼睛，看着那些比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要古老的树木，生态文明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进了幼小的心灵。

“古树博物馆是一部对广大游客进行生态、环境教育的活教材。”黄淦波这样定位它的价值。如今，这里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稀缺的自然研学阵地，常年接待各地中小学、研学机构和亲子团队，通过标本解析、自然课堂、户外观察，把万亩林海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学校。

在黄淦波看来，保护古树，就是守护一个民族的生态记忆；读懂年轮，才能真正理解人与自然应有的关系。一棵古树倒下了，他把它请进博物馆，让它以另一种方式“活”着，继续向后人讲述山川与岁月的故事。这份用心，早已超越了一个景区经营者的本分。

守护生灵：让穿山甲归来的山林

一座山有没有生命力，要看山里住着多少“居民”。

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观音山早已不是当年那座寂静的荒山。如今的园区，植被繁茂、物种丰富，一个完整、稳定的山地生态系统已然成型。根据公园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这里已记录到维管植物一千一百余种、陆生脊椎动物二百余种，其中有四十七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

林深之处，惊喜不断。园方在山林中布设的红外相机，一次次拍下珍贵的画面：曾经罕见的野生穿山甲，重新穿梭在林间；白鹇、画眉等鸟类成群栖息、婉转啼鸣；入夜后，猫头鹰在枝头守望，狐狸的身影偶尔掠过。樟科、壳斗科、桑科、山茶科等植物群落层层叠叠，为形形色色的生灵提供着食物与庇护。

穿山甲的归来，尤其令人欣慰。这种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被称为“森林卫士”的小动物，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它愿意在观音山安家，本身就是对这片山林生态质量最有说服力的投票。

为了守护这些山林“居民”，黄淦波组建了专业护林队伍，实行二十四小时巡山值守，并配备无人机、红外相机等监测设备，对山林进行全方位巡查。护林员们踏遍山岭的每一道沟壑，监测物种、救助伤弱动物、制止非法捕猎，连同一双双警觉的眼睛，织成一张无形的保护网。

园区还同步建立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防控机制，定期清点、防范外来物种，防止其破坏本土生态平衡。对于“乱放生”可能造成的外来物种入侵和人身伤害，园方专门加强了生态放生活动的管理，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善待生命。

“让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能感觉到这座森林公园那种慈祥、慈悲、热爱大自然、对万物尊重的气息。”黄淦波曾这样表达他的心愿。在他心里，山不只是人的山，也是一草一木、一虫一鸟共同的家园。

从“留住一片绿”到“守护万物生”，观音山的生态实践不断走向深入。这片重新喧闹起来的山林，用鸟语虫鸣回应着二十多年的善待，也让人们看到：当人类愿意克制与守护，自然从不吝啬它的馈赠。

防火于未燃：二十七载的“守夜人”

在所有守护山林的工作中，森林防火，是黄淦波心头绷得最紧的一根弦。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对于一座森林覆盖率超过九成的公园而言，火灾是悬在头顶最大的风险。东莞地处亚热带，秋冬春连旱时间长，每年十一月到次年四月都是森林防火季。一旦失火，二十多年造林护林的心血，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化为灰烬。

黄淦波不敢有丝毫侥幸。防火季一到，公园防火应急分队就进入常态化，每月组织森林防火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第一时间处置，把损失降到最低。平日里，专业护林员分片包干、日夜巡护，在进山主要通道和各个路口布设摄像头，安装视频监控以及护栏、宣传警示牌上百块，严防火种进山。每季度，公园都会组织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员工的防火意识和自救能力。

在硬件投入上，黄淦波同样不遗余力。公园改造森林消防车，购置一体两用消防水车，为火灾防控提供有力保障；更沿着山势自建起将近四点五公里的消防水泵管线，把水一步步送上山，一旦有火情，水能够就近取用。这些设施平时沉默无声，关键时刻却是守护山林的“生命线”。

森林病虫害防治，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园方着重开展白蚁防治和松材线虫病防治，定期巡查、及时处置，确保森林健康生长；对古树名木更是呵护备至，生怕虫蛀病害伤及这些“老朋友”。

护林的日子，是枯燥而寂寞的。护林员们清晨进山，沿着固定的路线一遍遍巡查，看火情、看病虫、看盗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节假日游人如织，正是他们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候；万家团圆之时，他们仍要守在山上，做这片森林不眠的“守夜人”。

台风、暴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同样是常年要应对的硬仗。2025年刚入秋，广东接连遭遇多轮台风和持续性强暴雨，园区内出现三十多处大面积塌方，强风暴雨极易引发二次滑坡和树木倒伏，数十年造林护林的心血险些毁于一旦。险情当前，抢险队伍日夜轮班，清理落石、加固边坡、疏通排水；全员在岗，分区巡查隐患点，加固护栏和树木支架，储备沙袋、抽水设备，二十四小时监测雨情和山体位移，硬是拼尽全力守住了来之不易的绿色成果。

“民营力量守护山林，天然面临资金、管护、应急处置等多重现实短板。”黄淦波坦言。但二十七载栉风沐雨，他和团队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一场场硬仗扛了下来。防火、防虫、防塌方，看似都是“守成”的笨功夫，却正是这日复一日的笨功夫，护住了一座山岁岁年年的安然。

以法护山：绿水青山背后的硬脊梁

守山的难，不只来自天灾，有时更来自人祸。

在广东观音山发展历程展馆“共鉴·护山历程”展区，一组法律文书和珍贵影像，记录着这家民营企业二十七年间走过的法治之路。黄淦波用“初心不变，绿色永恒”八个字作为信条，把生态保护刻进每一步发展，也让外界看到：民营企业不仅能守好山、护好林，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同样敢于挺起法治的脊梁。

据了解，随着观音山一天天变绿、变美、变得有价值，觊觎与破坏也随之而来。园区出现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私搭乱建等现象。公园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举报，毫无用处，公园被迫无奈只能次而求之，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希望相关部门能依法履行应尽的义务保护好国家森林资源。

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发生在2006年。当年12月，樟木头镇有关方面向观音山公司发出关于公园经营权强行调整有关问题的函，提出调整、超低价收购公园经营权。黄淦波拒绝了这一要求。双方由此对簿公堂，案件历经多级法院审理。最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维护了公园方的合法经营权益。展馆里陈列的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书，成为这段历程最有力的见证。

黄淦波赢了官司却没有太多轻松，反而更加艰难。他深知，守护一座民营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注定要比别人承受更多、坚持更久。面对毁林与违建，他没有选择沉默或退让，而是一次次拿起法律武器，为青山绿水撑腰。公园还参与举办民营企业法治论坛，邀请专家学者研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呼吁为民营经济参与生态建设筑牢法治屏障。

这些问题的是非曲直，有的已有司法结论，有的则需要在发展中继续依据《生态环境法典》、《森林法》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等法规进行彻底的解决。但透过这些文书，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企业家近乎执拗的守护——他守护的，是当年合同里“保护优先”的约定，是一座城市来之不易的生态家底，更是法律对生态红线应有的敬畏。

“我们用了二十多年精心养护、栽培，才使观音山远近闻名，成为游客度假休闲的一方净土。而严重破坏生态、阻碍观音山发展的人，眼中只有利益。”说起这些，黄淦波语气平静却坚定，“我知道未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冲突可能会更激烈，但我们坚信正义不会缺席。无论多么艰辛，也要守护好这片东莞绿洲。”

法治，是黄淦波为观音山立下的又一道屏障。他以一个企业家的担当证明：守护绿水青山，既需要久久为功的耐心，也需要寸步不让的硬气。这份“护法”的勇气，与那些种下的树木一样，深深扎根在这片山林之中。

文化立山：“观音山上观山水”

黄淦波始终相信，一座山要真正立起来，既要有生态的“绿”，也要有文化的“魂”。

早在建园之初，观音山就确立了“文化立园”的发展战略。黄淦波曾用“林业产业版本”生动地阐述自己的思考：靠“卖山头”“砍树”获利，是林业产业的1.0版；保护森林、“看树”、靠政策补助生存，是2.0版；通过发展森林旅游、靠“生态景观”获得经济效益，是3.0版；而观音山要走的，是依托“文化品牌”和“文化底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4.0版，而这种选择，居然是二十多年前的抉择。

“文化是旅游最好的资源，旅游是文化最大的市场。”在他看来，将优秀文化注入旅游，既能让旅游承载文化，也能让文化传播得更广、更久。

这些年，观音山一年要举办约八十多场各类文化活动，围绕健康文化、姻缘文化、公益文化、传统文化等主题次第展开。自2004年起举办的中国东莞观音山健康文化节，连年不辍；当年的“十万人民齐颂祖国”活动，在广东文旅界耳熟能详；连续多年举办的万人登山大赛，成为珠三角群众参与度很高的体育品牌；“品鉴岭南”中国著名作家广东行、中外作家交流营、“启智行”青少年传统教育等活动，让一座山书香氤氲。

而最富传奇色彩、影响也最为广远的，莫过于“观音山上观山水”征联。

2015年，观音山以时任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广东楹联学会会长邹继海创作的“观音山上观山水”为上联，向海内外公开征集下联。这短短七个字，机关甚多：“观”字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观音”既是菩萨名又与人相关，“观音山”是地名，“观山水”又暗合观景与“观音”二字的重字，应对难度极大。为了弥补“山门无佳联”的遗憾，园方一次次提高悬赏，从七十万元到一百零八万元，再到一百三十八万元，面向全球征稿，被外界称为一场罕见的“楹联文化盛事”。

截至2026年，这场征联已持续10年，公开举办了十届，累计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六十六万余句，网络关注量以数十亿计，在海内外掀起一股“对联旋风”。尽管因为评审坚持“宁缺毋滥”，“最佳下联”一度始终空缺，但园方每年都会评出若干优秀作品予以奖励；悬赏奖金的结余部分，则被用于慈善公益——曾将六十余万元剩余奖金捐给当地养老院，用于老年文化建设。

有人质疑这是炒作，黄淦波并不辩解。在他心里，能让沉睡的楹联文化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让千万人重新关注汉字之美、对仗之妙，让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因在楹联文化传承上的突出贡献，观音山被中国楹联学会授予“中国楹联名山”称号。

书画与佛法，同样在这座山上延续。常年举办的“观音山杯”全国书法艺术大展，吸引八方书家；观音山书画院、创作基地相继挂牌，中国散文学会也在此设立创作基地。2012年，黄淦波倡导组织，远赴洛阳白马寺迎请《大藏经·嘉兴藏》作为镇山之宝，2013年元旦隆重安放，让珍贵经藏流通岭南。他还亲自撰文，《观音山景记》刊发于2011年3月的《人民文学》，文字凝练典雅：“斯山有幸，菩萨铭之；隅于荒芜，启立戊寅……耀佛丛林，梵音伴步；藏经阁楼，入定山中。”

文化的深耕，带来的是口碑的逆转。“二十四年前的一个周日，管理人员高兴的告诉我，公园终于来了一百名游客；而现在的观音山，每逢周末都人气爆棚。”黄淦波感慨。仅2017年，慕名而来的游客就达一百六十万人次，这一成绩在当年全国接待游客的两千多处森林公园中名列前茅。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成了珠三角百姓假日出游、祈福康养的热门之选。

2018年起，黄淦波又主动推进景区“去商业化”治理：停掉多家商店，停止香、纸、烛的买卖，规范燃香供灯，让观音山回归清净本真。“文学家笔下的山水，生命力甚至可以超越自然本身。”他常这样说。生态与文化，如同两只翅膀，让观音山从“门票经济”振翅飞向“文化经济”，也让一座青山真正拥有了穿越时光的生命力。

青山惠民：一座山与一方人的深情

黄淦波常说，观音山是大家的山。守山二十多年，他最惦记的，是如何让这片绿水青山真正惠及一方百姓。

早在2003年，也就是公园创建的第三个年头，黄淦波就做出一个让许多同行不解的决定：对当地普通百姓实行免票。附近居民清晨可以进山晨练，下班后可以入山休憩，园方一律免收门票，平均每天免除几百甚至上千人次，一年下来达二十多万人次。二十多年累计，减免的门票费用已超过一亿元。

“虽然这样会损失一部分收入，但是回馈了社会，回报了当地老百姓。”黄淦波说得平淡，“人不在于取，在于舍。你有条件去舍，这是你的荣幸。”

东莞工厂多、外来青年多，单身男女的终身大事是许多人的难题。观音山从2010年开始连续举办相亲大会，为年轻人搭起交流的平台。截至2026年，已连续举办三十九届万人相亲大会，累计吸引十多万名单身青年参与，帮助数千对男女成功牵手、组建家庭。一座座“鹊桥”，见证了无数美好姻缘，观音山也因此被称为“姻缘之山”。

连续举办二十多年的全民健身登山活动，累计组织数十万市民免费参与；重阳登高敬老、家风孝道、关爱暑期“小候鸟”等活动，温暖着不同的人群。公园还优先招聘周边村民就业，扶持村民发展生态农业和民宿经济，形成“公园带村、村促公园”的良性互动，让许多人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饭碗”。

公益慈善，黄淦波更是身体力行。创园至今，观音山累计向社会各界捐助各类款物一千多万元，并成立观音山励学基金，奖教助学、扶危济困。他还以记名或不记名的方式，向社会捐款数百万元。即便在新冠疫情导致自身经营困难的几年里，公园仍坚持连续深入四川阿坝地震灾区、贫困地区捐赠物资，远赴甘肃宕昌开展公益援助，把观音山的善意送到遥远的大山深处。

当地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回报这份深情。清晨的山道上，晨练的老人与护林员熟稔地打招呼；逢年过节，周边村民总不忘给山上的“守山人”送去自家的果蔬。在樟木头人心里，黄淦波不像个精明的商人，更像一位热心的乡贤、一位乐善的长者，一名文化使者。

“我希望全国今后有更多朋友参与到保护森林、保护环境的工作中来，有条件的话，也和我们一样对当地老百姓免门票。”这是黄淦波朴素的愿望。一座山，因为懂得感恩与回馈，而与一座城、一方人结下深厚的情缘；绿水青山，也正是在这样的共建共享中，化作了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青山不老：向绿而行的未来答卷

二十七年，足以让一棵幼苗长成大树，也足以让一个追梦者鬓染风霜。但黄淦波的生态梦，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有了更清晰的远方。

如今的观音山，生态监测数据令人欣喜：园区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五万二千个，部分区域更高，是城市中心的数十倍，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公园年固碳量超过五万吨，年涵养水源超过八百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区域水土流失，调节着城市气候。在全球走向“双碳”的今天，这片森林的生态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

二十多年的坚守，也为观音山赢得了广泛认可。公园先后获评“广东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基地”，并被联合国相关组织授予“国际生态安全旅游示范基地”等称号，捧回“中国十佳休闲景区”“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等多项荣誉。作为民营资本进入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的开拓者，黄淦波先后当选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全国工商联直属会员、广东省企业家协会和广东省民营商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并曾作为特邀代表三次赴京列席全国两会。有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调研后称赞，观音山是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地、先行者，其以文化、品牌驱动的“林业4.0版”探索，值得同行学习。

站在新的起点，黄淦波为观音山擘画了更广阔的蓝图——全力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文化地标。按照规划，景区将优化“一核两城三区”空间布局，建设非遗工坊、森林康养城，发展森林康养、生态研学、自然体验等新业态；同时推进“云上观音山”智慧景区建设，布设更多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空气、水质、土壤等生态指标，用大数据守护绿水青山。

自然教育被摆在突出位置。公园规划建设自然教育中心，设置沉浸式生态剧场、互动实验室和户外观察站，与更多学校合作开发自然课程，目标是每年接待数十万人次的研学团队，让观音山成为大湾区重要的自然教育基地。林下中草药、有机山茶、蜂蜜等生态产品，以及观鸟、摄影、康养等专项线路，将进一步延伸绿色价值链，也让游客对环境的压力更加分散、可控。

黄淦波的目光，还投向了更辽远的山山水水。园区规划推动“观音山—银瓶山生态廊道”建设，连接周边多个自然保护地，与社区、保护区在野生动物保护、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联防联治，共同织就更大范围的生态保护网络。他深知，生态从来不是一座山的孤岛，只有连成廊道、抱成整体，湾区的绿色屏障才会更加牢固。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社会力量、民营主体参与荒山修复、森林管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治遵循。8月25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让观音山公园被不法分子毁林2000多亩的行为终于有了破局的依靠。这让坚守了二十七年的黄淦波倍感振奋：“法典让我们二十多年民间护绿的实践，拥有了明确、完备的法律支撑。这不仅是对民企守山实践的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责任。”

“我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者之一，希望通过我们的经验，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黄淦波说，“保护生态不是负担，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当地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更应依法守责”。这番话，正是他二十七载守山生涯最凝练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