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的南麓，山是沉沉的青灰色，像是凝固了的、远古的波涛。车子盘旋着上去，人便沉浸在这半脑山的怀抱里了。路是蜿蜒的，两旁是些沙棘与云杉，疏疏落落的，不经意间，便到了丹麻镇地界。远远望去，哈拉直沟河像一条银线，在谷底闪着微光，河东岸的台地上，便是哇麻村了。
村子是分了3个台地的。公麻台、哇麻台、白抓吉台，像是谁家把3块碧玉，随意搁在了山坡上。2012年，哇麻村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又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两个称号，像是两枚沉甸甸的印章，盖在了这高台之上，让这偏居一隅的古村，忽然有了被世人端详的缘分。
我先是到了哇麻台，这便是“哇麻古台”的核心了。藏语里，“哇麻”是“中间”的意思，可也有人说，是“高台”的释义。我站在这里，觉得两种意思都是好的：它确然是处在3个台地的中间，又确然是高高的、稳稳的。台地上的风，是清冷的，带着些牧草的香气。海拔约2700米，天便显得格外的近，格外的蓝。云是低的，一朵一朵，像是谁家晾晒的羊毛，絮絮地、软软地，浮在山巅上。此时节正是这里收获的季节，粮食在天地间一层一层地铺开去，有的是高原的干爽与凛冽。
哇麻古台，是以“非遗＋生态”为底色的。非遗是活的，在擀毡技艺传承人的指尖上，在那些古民居斑驳的木门上；生态却是静的，是四周的山，是山上的树，是树间的鸟鸣。一静一动，便有了生气。
作为传统村落，哇麻村的古意是渗在骨子里的。公麻台的遗址是一块正方形的台地，边长41米，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地表是农人耕种的田地，可随手一翻，便能拾到一些夹砂红陶、泥质灰陶的碎片。那是青铜时代卡约文化的气息，隔了千年的风霜，依旧是沉甸甸的。我捏着一片红陶，指腹摩挲着它粗糙的表面，仿佛触碰到某位先民粗糙的手。那时的人，是怎样在这高台上筑屋、烧陶、牧羊的呢？历史是没有回音的，只有这些碎片，沉默地、固执地，替他们说话。
再去白抓吉台，那里有1处上台根水磨坊遗址。是民国35年的物事了，木构的立轮水磨，面阔3间，进深1间，磨盘直径1.2米，磨槽2.4米。我站在那遗迹前，想象着当年磨轮吱呀吱呀转动的情景，水流哗哗地推着木轮，麦粒在磨盘间碾成雪白的粉，农人候在门外，肩上落着细细的粉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霜。如今磨坊寂静了，只有风穿过屋架，发出呜呜的、空洞的声响，像一首无字的、古老的歌。
作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哇麻村最动人的，是各族儿女在这里世代共居的融融景象。他们在这小小的村子里，不知共处了多少年。他们的语言或许不同，服饰或许不同，可炊烟是一样的，劳作的姿态是一样的，对这片土地的爱，也是一样的。这让我想起地名的由来，想起“中间”与“高台”的两种释义。或许，这个村子本就是一座中间的高台：是藏文化、土文化、汉文化交汇的中间，是农耕与游牧碰撞的中间，是古老与现代过渡的中间。
暮色渐渐下来了。炊烟从各家的屋顶升起，散在青灰色的天幕上。傍晚，我走进一个老乡家。窗外有流水的声音，缓缓地、幽幽地，不知流过了多少岁月。灯光是橘黄的，暖暖的，照在木质的墙壁上，木纹便显出一种柔和的、岁月的质感。我忽然想，哇麻村是古老的，它的传说可以追到明正德年间，白姓的先民从西藏迁来，在这高台上繁衍生息；可它又是年轻的，2012年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年入中央财政支持名单，2019年成为国家森林乡村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5年还在进行古村寨改造。它像一棵老树，年年长出新的枝叶，年年开出新的花。
我忽然觉得，哇麻村其实是一本摊开的书。3个台地是它的3个章节：公麻台写着远古，那青铜时代的陶片，是沉甸甸的楔形文字；哇麻台写着当下，那非遗的作品、田间的蔬果、万家的灯火，是活色生香的篇章；白抓吉台写着历史，古老的历史印记，是绵延不绝的、悠长的尾声。而整个村子，被丹麻滩的记忆装订成册，被中国传统村落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这两枚朱印钤记着，置于祁连山的南麓，被风翻阅，被云捧读，被每一个过客，轻轻地、珍重地，收入眼底。
离开哇麻的时候，我又回头望了一眼。车子慢慢地下山了，哇麻村在视野里越来越小，小成一个温暖的、青灰色的点。可我知道，它会一直在这里，在祁连山的南麓，在哈拉直沟的东岸，在3个台地的风里，在香包的流苏上，在磨坊的遗址里，在每一个游子或过客的梦中，静静地，等着下一个春天。作为中国传统村落，它守住了根；作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它敞开了门。根深，门宽，这古村便有了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底气。（李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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