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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父亲——记原琼海县副县长何子官


来源:凤凰网海南综合

谨以此文纪念国务院批准琼海县设立59 周年暨撤县设市25周年何书典撰文1958 年12 月,经国务院批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原琼东、乐会、万宁县合并为琼海县。次年析出万宁县。琼海县成立之初便遭遇严重的自

谨以此文纪念国务院批准琼海县设立59周年暨撤县设市25周年

何书典撰文

1958 年12 月,经国务院批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原琼东、乐会、万宁县合并为琼海县。次年析出万宁县。琼海县成立之初便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琼海县由于旱情持续7 个月,造成粮食收成急剧减少,人民生活陷入了较大的困境。在严峻的灾害面前,琼海县委、县政府发出号召:全县干部和共产党员深入到农村第一线,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战胜困难。1959 年6 月,因受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牵连和影响,我的父亲何子官(又名何子观)由原琼海县副县长降职派到新成立的会山人民公社担任第一书记,领导抗旱救灾。

会山是琼海最边远的山区,离县城嘉积镇足有45 公里。父亲带上因病退休的我母亲王贻花、八岁的大姐何菊、六岁的二姐何娟和四岁的我全家5 口,挤上一辆运送救灾物资的苏式嘎斯51 型卡车,前往会山赴任。汽车沿着崎岖不平、弯弯曲曲、尘土飞扬的土路,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会山公社驻地粉车墟。

会山是琼海县唯一的苗族、黎族、汉族杂居的地方。全社有35 个自然村,总人口不足1 万人,苗族人口占80%左右,也是海南最大的苗族聚居地。会山森林茂盛,遐迩闻名的海南第三大河流万泉河就流经境内。当地群众以种植橡胶、槟榔为主,兼种水稻、山兰稻。此次旱灾来袭,致使水稻生产基本失收,百姓口粮锐减,由原每月人均分配稻谷43 斤下降到22.6 斤。粮油、蔬菜和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地危害了山区群众的健康和生命,由此引发的浮肿病、肝炎病和妇科病的人数明显增多,状况甚为严重。

父亲是怀着复杂的心情走马上任的。

一方面,他对“反地方主义”斗争的严酷性、扩大性感到不解、疑虑和苦恼。父亲和一些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中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老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打击和处分。最受父亲尊敬的原乐会县老县长李蕃春、副书记蔡会成和卢鸿钦也难逃厄运。父亲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这些对党忠诚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怎么一夜之间就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了呢?父亲虽然坚信党组织终有一天会还他们清白(1994 年4 月,中共中央对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进行了彻底平反),但眼前“地方主义”这顶大帽子还是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来。

另一方面,父亲又为沿途所见的会山地区严重灾情深感震惊、不安和心痛。会山是父亲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他对这块长眠着自己警卫员黎汝民烈士和39 名会山籍革命烈士的土地,充满了感情和眷恋。1948 年11 月至1950 年6 月,父亲任乐会县人民政府乐西乡乡长时,会山属乐西乡管辖。县政府也设府于会山中平仔(地名)。1950 年7 月至1951年8 月,父亲任乐会县第三区区长,区公所设阳江墟,下辖会山、蒙养、深造等19 个乡。该区是著名海南革命先驱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王文明烈士的故乡,也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即“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父亲在会山地区工作将近3 年的日子里,与长期支持革命斗争的苗族、黎族头领和各族群众和谐相融,结下了深情厚义。父亲怎么也忘不了:那一次民族头领与他豪饮山兰糯米酒结拜兄弟肝胆相照的聚会;那一回老百姓舍命掩护他摆脱国民党匪兵追捕的险况;那一场他率领各族群众支援琼崖纵队第三总队攻克阳江墟守敌据点的战斗;那一幅乡亲们倾尽家中所有踊跃交缴“革命粮”的景象;那一出母送子、妻送夫争先恐后参加琼崖纵队的情景;还有那一幕民工队和妇女慰劳队不辞劳苦肩扛担挑粮食、物资迎接渡海大军的场面……。

离别会山7 年多了,今日重回旧地,父亲触景生情,格外缅怀革命烈士,格外想念各族群众。一股共产党人立党为公造福百姓的责任感油然而生。父亲决心在天灾人祸面前,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放下个人得失,忍辱负重,全力以赴带领山区灾民走出困境。

父亲一下汽车放下行李,顾不上安置家人住下,便骑上自行车急忙奔往沐塘、大火、溪仔、三洲四个大队调查灾情。在沐塘大队,父亲从党支部书记黄明安(苗族、复员军人)的介绍中了解到,该党支部为了解决村民饥荒问题,发动乡亲们搞生产自救,开荒大种木薯、番薯和山兰稻,想方设法改善生活,使群众人心安稳,疾病大大减少。父亲对沐塘大队党支部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心为百姓生命安危着想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调查期间,各族群众看到父亲重回会山工作非常振奋。人们扶老携幼相约而来,纷纷敞开心扉,向父亲倾诉了灾情带来的痛苦和不安。在与大家交谈中,父亲对各村寨的灾情状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对如何开展抗灾工作心里有了底。父亲从口袋里拿出百雀牌香烟(时价1 角2 分)递给众人抽,缓解大家的焦虑情绪,然后和颜悦色地安慰乡亲们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帮助,只要我们精神不倒,齐心合力,一定会战胜灾害渡过难关。”父亲的话给了乡亲们莫大的慰藉,大伙愁眉舒展了,感到心里踏实多了。他们诚恳地对父亲说:“老县长,我们相信您,今后怎么干,大家听您的。”群众的信任,让父亲浑身充满了人定胜天的信心和力量。

父亲当家定计,把救治患病群众和解决百姓粮荒问题放在首位。他立即组织公社卫生院和大队卫生所医务人员深入全社35 个自然村,对患病群众进行巡诊,及时将患有较严重的浮肿、肝炎、妇科疾病者送到公社卫生院集中进行救治护理。病危者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最大限度地减少病亡事故的发生。父亲在公社党委会上说:“当地群众有句俗话讲,靠人稻满仓,靠天空米缸。我们要赶快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因地制宜抓紧抢种玉米、木薯、番薯、木瓜、花生、芝麻等短期农作物,想方设法不让乡亲们饿肚子,缓解燃眉之急。”会后,父亲带领全体公社干部分头深入各村寨与群众融为一体,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面地指导乡亲们生产自救。

父亲卷起铺盖住进了一家有老有小七口人、仅有一个劳动力的贫困户。忠厚老实的户主大叔既高兴又发愁,望着自己家徒四壁简陋的茅草房,不知如何安置我父亲的住宿和伙食。父亲看出了大叔的心思,习惯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给大叔一根,并划火为大叔点燃,然后拿出了国家每月分配给他的24 斤粮票和伙食费交给大叔手里,笑着说:“我到您家搭伙过日子,您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不用客气。睡的地方嘛,我就和您那几位小孩挤挤吧”。大叔感动地点点头,连说:“行、行、行”。午饭时刻,大叔于心不忍,悄悄地给父亲煮了干饭,自己和家人仍按往常一样喝米汤,吃番薯伴野菜。父亲见状二话不说端起干饭全部倒进大锅里拌成稀饭,和一家老小围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共同分享。第二天,父亲与大叔一起上山砍竹子割茅草,把破旧草房修理一新。父亲望着欢呼雀跃的一家老少,突然觉得自己肩负的责任很沉很重,他郑重地对大叔承诺:“大叔您放心。今后,我们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您们都住上新瓦房,过上好日子。”

在乡下的日子里,父亲白天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地头,与村干部、社员促膝交谈,落实解困之策。遇到群众劳动,他脱下车轮凉鞋(用破旧汽车轮胎胶皮制作的凉鞋),卷起裤腿就下地,什么活都干。因为父亲是农民出身,地里的活都熟悉,每次与民劳动,无论是犁田插秧还是割稻晒谷,那件活儿都拿得起,放得下。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是“农民县长”。到了夜晚,父亲不顾日间劳累又挑灯挨家挨户走访贫困群众,嘘寒问暖,了解需求,及时将县委县政府拨给基层救灾济贫的一些大米、黄豆、白糖等食品以及棉被、卫生衣、毛毡等物资送到最困难的百姓手里,解除他们的疾苦。

父亲上任不久,县委县政府召开抗旱救灾工作会议,通知各公社领导自行到县城报到。父亲起了大早,骑着自行车赶往县城。会议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刻了。县长赖敬之关心地对父亲说:“老何,会山路远应该派车送您。但车辆都派出去运输救灾物资了,今晚您就先住县委招待所吧,明天我再派车送您回去。”父亲住进客房,躺在床上,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他心里惦记着会山的灾情和干部群众。想到救灾如救火,一刻钟也不能耽误。父亲便一骨碌地爬了起来,骑上自行车连夜摸黑赶回会山。崎岖的山路空无一人,时隐时现的月光照在单车前,远处传来的蛙鸣鸟声,宛如动听的催眠曲,使许多天以来夜以继日工作的父亲顿感困意袭来,渐渐地打起了瞌睡,结果一不留神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父亲爬起来,揉了揉被摔肿的膝盖,摸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几口提神,扶起自行车又往前蹬。当父亲满头大汗经过4 个多小时的奔波回到会山时,天已亮了。他顾不上休息,马上又投入紧张的救灾工作。

在父亲下乡的那段时间里,他心里装着百姓,没日没夜地奔走黎村苗寨,脚步踏遍了会山的山山水水,把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温暖送到了家家户户,激励各族群众树立信心战胜灾害。父亲的行为赢得了山区人民的赞誉和爱戴。

有一天,会山公社值班室接到县里一个电话后,急忙派通信员到乡下找父亲。此时,父亲头戴草帽,上身穿着短袖汗杉、下身卷起裤腿光着脚、脸上淌着汗水正在坡地上吆牛犁地。通信员对父亲说,县里刚才来电话讲何副县长的母亲朱芹香老人昨夜在老家病逝了。县委书记姚俊山特别交代,老人生前何副县长无暇尽孝堂前,现在老人走了必须要送行。逝者为大,叫何副县长务必速回老家处理丧事。

听此突其而来的噩耗,父亲一时缓不过神来,放下犁把,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半响,悲痛的泪水渐渐地溢满了眼眶。父亲想哭,但又担心影响周围一起劳动的群众情绪,硬生生地把苦楚咽回肚里去。此刻,父亲内心凄然,充满了愧疚。由于他一直坚守在农村第一线与乡亲们忙着生产自救,根本无暇顾及常年患病的我的祖母,已有半年多时间没空回乡下探望老人了。

闻讯而来的乡亲们,望着神态凝重的父亲不知如何安慰是好。大伙默默地自发地按照当地丧事风俗习惯,你一元、他五毛地凑了二十多元的“份子钱”。几位村民实在拿不出钱便跑回家拎来了他们上山打猎捕获的几只山兔、野鸡。大家恳请父亲将钱物收下,表达他们对逝者的悼念和哀思。乡亲们的深情厚意让父亲感动不己,他动情地说:“谢谢大家。您们的心意我领了。但钱物不能收。因为我是党的干部,决不能拿百姓的东西。”

告别众乡亲,父亲骑上自行车急忙启程。会山到我的老家现万宁市龙滚镇南岸村约有50 公里。当父亲风尘仆仆赶到魂牵梦绕的祖宅时,已是半夜时分了。

父亲扑跪在祖母遗体旁,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望着祖母浮肿的遗容,再也捺按不住心中的悲伤,潸然泪下,啜泣不止。当年为了抗日救国,年仅15 岁的父亲在时任中共乐万县乐东区委书记陈伍(父亲同村人)的引领下,于1939 年参加了乐东区青抗会,并担任了会长。在党的领导下,他努力开展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工作,积极参与破袭日军交通干线上的桥梁、电话线行动,主动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征税收粮,支援前线抗战。日伪军将父亲视为眼中钉,常来村里搜捕父亲,威吓家人。1944 年4 月,中共乐会区委成立。区长何更生(原名何君清)是个1925 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考虑到我父亲已被日伪军通缉,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便派胞弟何君昌到南岸村接应父亲到区政府工作。我的母亲王贻花此时也毅然跟随父亲参加了革命队伍。父母亲离家后,祖母从此天天牵肠挂肚,常常去村里的妈祖庙磕头烧香,祈求神明保佑儿子和媳妇平安。后来,日本鬼子报复抗日家属,丧心病狂地将祖母抓去乐城监狱施以酷刑。致使祖母心身遭受极大的摧残,精神恍惚,大小便失禁。从此留下了终身难痊的病根。抗战胜利了,老百姓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国民党就挑起了内战。他们把大批共产党人的家属抓去关押,我的祖父何君敏也遭此厄难。敌人的无耻行径引起了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纵队领导的极大愤慨,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也将国民党地方官员的家属扣留。敌人无奈,只好将被押的共产党人家属全部释放。由于受到非人折磨和惊吓,祖父被放回家不久便含恨病逝了。祖父的早逝,使祖母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一夜之间发白颜苍,衰老了许多。

海南解放后,从1950 年到1959 年,父亲先后担任乐会县第三区区长、统战部副部长、垦殖部部长、副县长、琼海县交通局局长,一直忙着参加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肃反运动、农村反资运动、城市反右运动、党内反右倾运动、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和“三面红旗”运动等。只有到春节放假期间,才有空回乡下与祖母团聚。期间,父亲几番劝说祖母进城居住。但祖母舍不得离开老宅,执意不肯。父亲无奈,只好按月给祖母寄回生活费孝敬老人。此番祖母离世,父亲总觉得是由于他对祖母照顾不周,没有尽孝所致,深深地愧疚自责。那一夜,父亲抽了整整一宿的香烟,为祖母守灵直至天亮。

安葬好祖母后,父亲回到县城向县委书记姚俊山汇报了会山公社救灾工作。姚书记关心地问起我的祖母丧葬事,父亲不禁声音哽咽,流露出内疚的情感。姚书记沉思了良久,也许此时姚书记也想到了自己远在山西省乡下的父老乡亲了吧,他眼眶也湿润了。姚书记动情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对父母亲并非无情无义,不孝不敬。而是因为我们参加了革命,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党的事业,要为天下百姓谋利益,要为履行肩上承担的责任奔忙,很难做到忠孝两全。只能是舍小家为大家,为忠舍孝。老何,不要自责了。您说您对不起老母亲,但您对得起党组织,对得起灾区人民啊!”姚书记的一番话让父亲心情豁然开怀,得到了莫大的欣慰。

1959 年10 月底,父亲接到县委组织部电话,说上级对他“地方主义”错误问题已澄清,决定恢复父亲的副县长职务,请他速回县政府报到,重新安排工作。喜讯让一直视政治生命为神圣般珍惜的父亲激动不己,他在乎的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自己对党忠诚的清白终于得到了证明。公社的同志们知道了消息,都来我家里向父亲表示祝贺。父母亲热情地请大家喝茶抽烟,家里像过年一样热闹。最开心的要数我和两位姐姐了。大姐何菊8 岁上会山小学一年级。二姐何娟和我不够学龄要求,又没有幼儿园上,便天天跟着大姐去学校玩耍。听到父亲要回县里工作,我们三姐弟高兴得一蹦三跳,拉着父亲的手直摇晃,盼望父亲早日回城。公社副书记黎国松见状,便爱惜地抚着我的头对父亲说:“老县长,嫂子患有严重的风湿心脏病,会山这里气候潮湿对她身体不利。孩子们也需要好一点的学习环境。您就带他们回县城吧。我和同志们会继续努力搞好工作的,请您放心。”但父亲想到自己到会山任职仅几个月,救灾工作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此时自己如撂下担子离去,必将影响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对救灾局面不利。为此,父亲经与我母亲商量后,主动向县委领导提出继续留在会山工作一段时间,待灾情缓解后再回县城。县委领导考虑到救灾是头等大事,父亲对当地情况熟悉,群众基础好,有利于工作,便同意了父亲的请求。

在后来一年多的日子里,父亲紧紧依靠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会山各族群众的支持,与人民同甘共苦,生产自救。经过不懈努力,使会山经济元气逐步恢复,群众饥荒状况得到改善,生活逐渐好转。此时,父亲才放心举家离开了会山。

1979 年改革开放,国家有关出境旅游、探亲、定居等政策放宽。素有侨乡之称的琼海县掀起了一股申请出国定居的热潮。成千上万的侨属侨眷涌往县公安局排队申办手续,挤得水泄不通。时任县委常委的父亲,分管政法委,掌握出境定居审批权。一些人便打起了我父亲的主意。有的请领导出面,有的找熟人说情,还有的把国外亲人叫回来周旋。那段日子里,我家不分白天黑夜都访客盈门,络绎不绝。有送烟酒的、有塞红包的、有邀请父亲出国考察旅游的等等,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令他们想不到的是,父亲心里就像吃了铁称砣似的不为所动,钱物一律不收,说情一概不应,邀请婉言谢绝,不苟私情,秉公办事,把后门堵得严严的。有人气得直骂父亲:“这个县长死脑筋,有权不会用,有钱不懂赚,笨得很。”在父亲主持政法委工作期间,由于申请人多名额有限,而父亲又一再坚持先人后己的处事原则,结果我家姑妈和两位表哥申请去新加坡与姑父团聚定居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至今,每当表哥王及熙与我聊起此事,就会感叹地说:“当时我还真有点埋怨你父亲太讲原则了。不过,现在来看,完全可以理解他当年为什么那样不苟私情?因为那个年代的干部思想单纯,他们大多数都是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人呀!”

1985 年春节期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特地买了一条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红塔山牌香烟(1 包时价1元1 角1 分)孝敬父亲。因为父亲这辈子没有什么特殊嗜好,就是喜欢吸烟。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父亲抽的是非常廉价的纸卷烟。有时烟源断了,父亲便用旧报纸卷上树叶草根抽抽过个瘾。海南解放后,父亲虽然每月工资有百余元。但父亲既要照顾家中老小,又要抚养孤儿,还乐善好施,济困扶危,花费不少,手头并不宽裕。所以父亲抽的香烟一般是大众化的品牌,难得抽包好烟。

回家的当天夜晚,繁星满天,清风习习。我与父亲坐在庭院里促膝聊天。我问父亲:“爸,您当了28年副县级干部,职务没有提升,您不感到遗憾吗?您很快就要离休了,您为什么不找找咱们县历届的老领导帮帮忙,把职务调一调,享受好一点的待遇呢?姚俊山老书记现是广东省物资局长、吴俊民老书记现是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曹彦珠老书记现是海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陈玉益老书记现是海南行署副主任、现任县委书记袁其祥曾是您的老部下,只要您开口,他们都能帮上您的忙呀。”父亲看了看我,掏出香烟点燃吸了一口,沉默了片刻说:“我能在副县级的岗位上干了28 年,说明了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想想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想想县里那些为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得失能上能下的老同志,我有什么可遗憾的?”

父亲往烟缸里抖了抖烟灰,接着说:“儿子,我给你讲两位老同志的事吧。你还记得何君昌和符芝兰两位老副县长吗?”我点点头,小时候这两位副县长都是我家的邻居。父亲说:“这两位老同志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在1954 年至1966 年期间担任副县长职务。文革开始,我们县领导都靠边站,到五七干校劳动。何君昌副县长主动要求回到了老家北岸村务农。1968 年4 月至1980 年7 月,县革委会实行党政合一体制,领导班子按照‘老中青三结合’要求配备。我和老副县长张缘栋作为老干部代表担任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符芝兰和何君昌两位老同志由于年龄原因没被安排进县领导班子,符芝兰被分配到县卫生局当局长,何君昌被分配到县统战部当副部长。对于职务的调整,两位老同志都愉快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毫无怨言,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一直干到离休。”讲到这里,父亲有些激动,眼角有些湿润了,他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掐,突然站起身来说:“我们参加革命立党为公,当官为民,任劳任怨,能上能下,鞠躬尽瘁。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没有为个人利益向党要官要权讨价还价的资格!”

父亲的一席话,让我的心灵为之震撼。从父亲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让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是因为党拥有像父亲那样成千上万的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垦荒牛,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开拓者。

1985 年3 月2 日,海南区党委组织部批准时任县人大副主任的父亲“离职休养”,一次性给予153.06 元的生活费补助,每月领取行政15 级基本工资139.10 元。

1988 年海南建省。年底,母亲溘然病逝。父亲产生了“落叶归根”终老的念头,想把在1973 年特大台风中倒塌的乡下老宅恢复重建起来,为祖父母和母亲提供灵位安放祭祀的地方。但苦于家无积蓄,囊中羞涩,一筹莫展。一直得到我父母亲关照常来我家走动的革命烈士子女严承波、周名杏夫妻,深知我父亲一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家无不义之财,仅靠工资收入是无法把房子建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要资助我父亲一臂之力,但又担心原则性很强的父亲不同意,便商量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办法,瞒着我父亲将他们辛苦多年开荒种菜、养猪、养鸡积攒下的5000 元,购买了建房用的木材、水泥、砖头等建筑材料,装上大卡车拉到我老家旧址缷下。严承波、周名杏夫妻的一片孝心让父亲深受感动,盛情难辞之下,父亲只好说:“你们的诚意我领了,但东西不能白拿,我给你们写下欠条,权当我先借用,今后一定要归还的。”当即写下了5000 元欠条。 1991 年,父亲开始感到胸部闷痛,经常咳嗽,痰中带有少许血丝。经海南省人民医院诊断是肺癌晚期,其主要原因是长期吸烟所致。时任琼海县委书记韩至中,指示县老干局无论花多少钱都要尽力挽救老县长的生命。

虽经多方医治,但回天乏力,父亲陷入了深度昏迷状态。我遵循父亲嘱咐,护送父亲回到乡下老家。那一夜,父亲弥留之际,我将父亲抱在怀里,轻声呼唤:“爸,爸,您醒醒。”父亲艰难地睁开眼睛,握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儿呀,父亲要去见你母亲和祖父祖母了。父亲参加革命几十年,一生清白,没有给你们姐弟留下一分钱现金,却因修建这个老宅借了5000 元。儿呀,你一定要替父还债。否则,父亲死不瞑目呀。”我强忍眼泪,一个劲地点点头,父亲看我答应了才撒手逝去。

1992 年11 月,国务院批准琼海县撤县设市。年底,我从部队转业,领取了3600 元安家费,立即找大姐何菊、二姐何娟商量替父还债之事。两位姐姐凑了1400 元交给我。我怀揣着5000 元现金前往琼海市长坡镇红星农场找到严承波、周名杏夫妻,还了钱取回了欠条。谢辞他们后,我如释重负,马不停蹄地赶回南岸村老家,在父亲遗像前,我恭恭敬敬地摆上茶水、点心、香烟,点燃了三柱香,燃烧

了欠条,然后心情万分激动地对着父亲遗像说:“爸,儿子替您还钱了,请您老人家放心吧!”说完,我哭了,止不住心酸的泪水盈满了眼眶,朦胧泪花之中,我仿佛看到父亲高兴地笑了,笑得那么惬意,笑得那么开心,笑得那么欣慰……。

[责任编辑:吴青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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